“安全先生”，不安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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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7月17日凌晨，以色列第25届议会以62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一项有关政党经费法的相关修正案，以色列第25届议会正式宣告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于10月27日举行。
在政治僵局中活下去
当地时间7月17日凌晨，以色列第25届议会以62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一项有关政党经费法的相关修正案，以色列第25届议会正式宣告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于10月27日举行。
近两个月前，以色列国会以110票赞成、0票反对初步通过解散国会议案。根据规定，从议会解散起至新政府成立前，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现政府将转为看守政府，继续掌握行政、外交和安全决策权，但原则上不得推动实施重大政策或具有争议性的立法，仅可处理获得广泛支持的法案、日常行政事务及国家安全所需事项。
这意味着，以色列政局已经从“执政联盟危机”进入“权力悬空期”。内塔尼亚胡失去了稳定多数，却没有失去总理职位；反对派在民调中取得了优势，却还没有证明自己能够完成组阁。如今的看守政府表面上意味着政府进入过渡状态，实际上却可能让政治不确定性延长数月。只要新联盟无法产生，旧政府就仍然存在，内塔尼亚胡也仍可利用安全议题、外交活动和政府资源主导选举节奏。
图/视觉中国
“安全先生”
内塔尼亚胡过去十几年的政治资本，很大程度上来自“安全先生”这块招牌。他向以色列社会承诺的，不只是能够打击敌人，还有能够用情报、威慑和军事优势，把战争挡在国境之外。但2023年10月7日，这套叙事遭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根本性打击。
此后近三年的战争证明，以色列依旧拥有中东最强的军事动员、远程打击和情报渗透能力，可以同时在加沙、黎巴嫩和伊朗方向展开行动。但对普通选民来说，问题已经不是以军能不能打，而是战争什么时候结束、结束后能得到什么。
加沙方向，哈马斯遭到重创，却没有被彻底消灭；以军扩大了控制范围，却始终拿不出一个可行的战后治理方案；人质问题没有完全解决，预备役人员反复被征召。战术胜利很多，政治终局却始终缺席。
北线也类似。黎巴嫩真主党的指挥体系和武器库遭到严重打击，但黎巴嫩边境仍未形成稳定秩序。停火不断被打破，以军撤出、真主党解除武装、北部居民安全返回等问题都没有真正解决。
伊朗方向原本最有可能成为内塔尼亚胡翻盘的战场。美以对伊朗核设施、导弹系统和高层人物发动大规模打击，确实削弱了伊朗的能力，但战争没有实现彻底摧毁其核能力、重塑地区秩序等更宏大的目标。此后局势反复，美伊之间时而谈判，时而交火，更让以色列民众追问：近三年的战争究竟带来了更稳定的安全环境，还是把国家拖进了“战争—停火—战争”的循环？
三条战线共同呈现出一种尴尬状态，即以色列拥有绝对军事优势，却没有得到与之匹配的政治结果。过去内塔尼亚胡最擅长把局部军事行动转化为安全威望，如今战争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民众却越来越难看到明确终点。对很多选民而言，真正的问题已经从“谁更强硬”转向“谁能让国家恢复正常”。
众叛亲离
真正击穿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的，是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兵役问题。
1948年建国时，以色列只为少数宗教学校学生提供兵役豁免，希望恢复遭受重创的犹太宗教教育体系。但随着极端正统派人口迅速增加，这项临时安排逐渐演变成覆盖整个群体的制度性特权，豁免人数随之增加。
在战争持续、军队兵员紧张、预备役人员反复被征召的背景下，是否服役已成为以色列社会最尖锐的不平等之一。2024年，最高法院裁定政府不能继续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维持大规模豁免。内塔尼亚胡因此陷入两难：强制宗教青年服役，就会失去沙斯党和联合托拉犹太教党的支持；恢复豁免，又会得罪军队、世俗选民和利库德内部的大量支持者。
两大宗教政党退出联盟后，并没有彻底倒向反对派，而是继续以议会支持作为筹码进行博弈。国会解散前，内塔尼亚胡政府通过冻结对逃避兵役者的处罚、强化《托拉》学习地位等安排，试图重新换取宗教政党的支持。这些法案表面上是在挽救执政联盟，实际上更像是在为大选后的组阁提前付款。
代价也十分明显。多数以色列人反对继续给予大规模兵役豁免，军方也公开表示，军队已经无法在战争时期继续承受这种不公平。很多世俗家庭认为，子女被反复送上前线，宗教青年却以学习经文为由长期免役，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政策分歧，而是对“共同承担国家义务”原则的破坏。
与此同时，司法与行政权力之争重新浮出水面。执政联盟在国会解散前继续推动削弱总检察长约束力、扩大政府对媒体和公共机构控制等法案，再次引发“宪政危机”警告。选民要决定的，已经不只是换不换总理，更是战争时期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是否应当重新受到议会、司法和专业机构的制衡。
更麻烦的是，持续多年的腐败丑闻也没有消失，内塔尼亚胡仍面临受贿、欺诈和违反公众信任等指控。他之所以不愿离开权力中心，不只是政治野心，也因为总理职位能为他提供时间、资源和政治屏障。一旦下台，他被直接起诉的概率将飙升。
回过头看，110比0的投票结果，并不意味着执政联盟集体投降，实则更像是他们一次有控制的撤退。内塔尼亚胡接受解散国会，可以避免在议会里被反对派正式推翻；拖延最终解散，又为执政联盟争取到最后的立法窗口。在这段时间里，政府集中处理兵役、司法、媒体和政党融资等问题，为下一轮选举和组阁预先布置筹码。
继续留任？
一个月前，外界普遍将前总理贝内特视为内塔尼亚胡的主要挑战者。近期更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以军前总参谋长艾森科特迅速崛起。艾森科特拥有完整的安全履历，也在加沙战争中失去了部分亲属，包括他的儿子。这使他既能从军事专业角度批评内塔尼亚胡，又能以家庭牺牲回应战争责任。在部分最新民调中，艾森科特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总理人选之一，其政党支持率也逼近甚至超过利库德。
不过，反对派的优势依然不稳。艾森科特、贝内特、拉皮德、利伯曼等主要竞争者以及左翼政党，除了“反内塔”之外，并没有形成牢固共识。他们在巴勒斯坦问题、宗教政策、阿拉伯政党角色和经济路线方面分歧明显。
艾森科特和贝内特都希望以安全派身份接管中间选民，拉皮德则不愿完全让出反对派领导权，左翼与右翼反内塔力量之间也缺乏长期合作基础，即使选票超过执政阵营，也未必能够顺利组成政府。2021年的八党联合政府只维持了约18个月，前车之鉴仍在。
这种情况下，内塔尼亚胡赢得一场清晰胜利的概率正在下降，但并非没有继续留任的可能。即便最终离开，内塔尼亚胡式的安全路线也未必随之终结。下一届政府更可能改变的是治理风格、联盟结构和对司法制度的态度，而不是迅速改变对加沙、黎巴嫩和伊朗的基本立场。
内塔尼亚胡时代会不会落幕，最终不只取决于以色列选民是否厌倦，也取决于反对派能不能建立一个比“反对内塔尼亚胡”更坚固的政治共同体。只要以色列仍找不到一个能够同时整合安全派、世俗派、宗教派和中间选民的人，内塔尼亚胡就仍可能继续留在总理办公室。换言之，政治僵局本身也可以成为他的生存方式。
当地时间7月17日凌晨，以色列第25届议会以62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一项有关政党经费法的相关修正案，以色列第25届议会正式宣告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于10月27日举行。
近两个月前，以色列国会以110票赞成、0票反对初步通过解散国会议案。根据规定，从议会解散起至新政府成立前，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现政府将转为看守政府，继续掌握行政、外交和安全决策权，但原则上不得推动实施重大政策或具有争议性的立法，仅可处理获得广泛支持的法案、日常行政事务及国家安全所需事项。
这意味着，以色列政局已经从“执政联盟危机”进入“权力悬空期”。内塔尼亚胡失去了稳定多数，却没有失去总理职位；反对派在民调中取得了优势，却还没有证明自己能够完成组阁。如今的看守政府表面上意味着政府进入过渡状态，实际上却可能让政治不确定性延长数月。只要新联盟无法产生，旧政府就仍然存在，内塔尼亚胡也仍可利用安全议题、外交活动和政府资源主导选举节奏。
内塔尼亚胡过去十几年的政治资本，很大程度上来自“安全先生”这块招牌。他向以色列社会承诺的，不只是能够打击敌人，还有能够用情报、威慑和军事优势，把战争挡在国境之外。但2023年10月7日，这套叙事遭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根本性打击。
此后近三年的战争证明，以色列依旧拥有中东最强的军事动员、远程打击和情报渗透能力，可以同时在加沙、黎巴嫩和伊朗方向展开行动。但对普通选民来说，问题已经不是以军能不能打，而是战争什么时候结束、结束后能得到什么。
加沙方向，哈马斯遭到重创，却没有被彻底消灭；以军扩大了控制范围，却始终拿不出一个可行的战后治理方案；人质问题没有完全解决，预备役人员反复被征召。战术胜利很多，政治终局却始终缺席。
北线也类似。黎巴嫩真主党的指挥体系和武器库遭到严重打击，但黎巴嫩边境仍未形成稳定秩序。停火不断被打破，以军撤出、真主党解除武装、北部居民安全返回等问题都没有真正解决。
伊朗方向原本最有可能成为内塔尼亚胡翻盘的战场。美以对伊朗核设施、导弹系统和高层人物发动大规模打击，确实削弱了伊朗的能力，但战争没有实现彻底摧毁其核能力、重塑地区秩序等更宏大的目标。此后局势反复，美伊之间时而谈判，时而交火，更让以色列民众追问：近三年的战争究竟带来了更稳定的安全环境，还是把国家拖进了“战争—停火—战争”的循环？
三条战线共同呈现出一种尴尬状态，即以色列拥有绝对军事优势，却没有得到与之匹配的政治结果。过去内塔尼亚胡最擅长把局部军事行动转化为安全威望，如今战争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民众却越来越难看到明确终点。对很多选民而言，真正的问题已经从“谁更强硬”转向“谁能让国家恢复正常”。
真正击穿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的，是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兵役问题。
1948年建国时，以色列只为少数宗教学校学生提供兵役豁免，希望恢复遭受重创的犹太宗教教育体系。但随着极端正统派人口迅速增加，这项临时安排逐渐演变成覆盖整个群体的制度性特权，豁免人数随之增加。
在战争持续、军队兵员紧张、预备役人员反复被征召的背景下，是否服役已成为以色列社会最尖锐的不平等之一。2024年，最高法院裁定政府不能继续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维持大规模豁免。内塔尼亚胡因此陷入两难：强制宗教青年服役，就会失去沙斯党和联合托拉犹太教党的支持；恢复豁免，又会得罪军队、世俗选民和利库德内部的大量支持者。
两大宗教政党退出联盟后，并没有彻底倒向反对派，而是继续以议会支持作为筹码进行博弈。国会解散前，内塔尼亚胡政府通过冻结对逃避兵役者的处罚、强化《托拉》学习地位等安排，试图重新换取宗教政党的支持。这些法案表面上是在挽救执政联盟，实际上更像是在为大选后的组阁提前付款。
代价也十分明显。多数以色列人反对继续给予大规模兵役豁免，军方也公开表示，军队已经无法在战争时期继续承受这种不公平。很多世俗家庭认为，子女被反复送上前线，宗教青年却以学习经文为由长期免役，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政策分歧，而是对“共同承担国家义务”原则的破坏。
与此同时，司法与行政权力之争重新浮出水面。执政联盟在国会解散前继续推动削弱总检察长约束力、扩大政府对媒体和公共机构控制等法案，再次引发“宪政危机”警告。选民要决定的，已经不只是换不换总理，更是战争时期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是否应当重新受到议会、司法和专业机构的制衡。
更麻烦的是，持续多年的腐败丑闻也没有消失，内塔尼亚胡仍面临受贿、欺诈和违反公众信任等指控。他之所以不愿离开权力中心，不只是政治野心，也因为总理职位能为他提供时间、资源和政治屏障。一旦下台，他被直接起诉的概率将飙升。
回过头看，110比0的投票结果，并不意味着执政联盟集体投降，实则更像是他们一次有控制的撤退。内塔尼亚胡接受解散国会，可以避免在议会里被反对派正式推翻；拖延最终解散，又为执政联盟争取到最后的立法窗口。在这段时间里，政府集中处理兵役、司法、媒体和政党融资等问题，为下一轮选举和组阁预先布置筹码。
一个月前，外界普遍将前总理贝内特视为内塔尼亚胡的主要挑战者。近期更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以军前总参谋长艾森科特迅速崛起。艾森科特拥有完整的安全履历，也在加沙战争中失去了部分亲属，包括他的儿子。这使他既能从军事专业角度批评内塔尼亚胡，又能以家庭牺牲回应战争责任。在部分最新民调中，艾森科特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总理人选之一，其政党支持率也逼近甚至超过利库德。
不过，反对派的优势依然不稳。艾森科特、贝内特、拉皮德、利伯曼等主要竞争者以及左翼政党，除了“反内塔”之外，并没有形成牢固共识。他们在巴勒斯坦问题、宗教政策、阿拉伯政党角色和经济路线方面分歧明显。
艾森科特和贝内特都希望以安全派身份接管中间选民，拉皮德则不愿完全让出反对派领导权，左翼与右翼反内塔力量之间也缺乏长期合作基础，即使选票超过执政阵营，也未必能够顺利组成政府。2021年的八党联合政府只维持了约18个月，前车之鉴仍在。
这种情况下，内塔尼亚胡赢得一场清晰胜利的概率正在下降，但并非没有继续留任的可能。即便最终离开，内塔尼亚胡式的安全路线也未必随之终结。下一届政府更可能改变的是治理风格、联盟结构和对司法制度的态度，而不是迅速改变对加沙、黎巴嫩和伊朗的基本立场。
内塔尼亚胡时代会不会落幕，最终不只取决于以色列选民是否厌倦，也取决于反对派能不能建立一个比“反对内塔尼亚胡”更坚固的政治共同体。只要以色列仍找不到一个能够同时整合安全派、世俗派、宗教派和中间选民的人，内塔尼亚胡就仍可能继续留在总理办公室。换言之，政治僵局本身也可以成为他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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