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下10℃、9小时、200人连夜进山找回7个大人与6个孩子，谁来为“任性进山”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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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户外运动热度攀升，很多未开放山地也成为登山者的选择，间接导致被困事件频发。这些看似偶发的险情，往往需要多部门联动、长时间投入进行救援。在社交媒体，救援“违规探险驴友”消耗公共资源时常引发热议。
1月9日，280件水域激流救生衣，橙色或红色的，整整齐齐码放在北京市昌平区森林消防综合救援大队的院子里。总价值约3万元，未来将用于延寿镇黑山寨村和辛庄村汛期河道巡护等应急工作。
这是一笔特殊的捐赠，来自两起登山涉险事件的被救援人员。两次救援累计耗时近17小时，动用了多支救援队伍、各类救援装备及运输车辆。据昌平区应急管理局负责人介绍，直接经济成本超过15万元。
其中一次是在2025年11月底，零下10摄氏度的北京昌平山区夜里，七位大人带着六个孩子，在昌平区十三陵镇未开发地区登山过程中失联。为了找到他们，森林消防救援人员、公安民警、蓝天救援队员等200余人连夜出动。经过9小时搜救，11月30日凌晨3点，人被救出。
那晚，山谷里的风裹挟着寒意。当救援人员头灯的光柱扫到失联者时，照见他们蜷缩在山沟里，脸被冻得通红，大人几乎站立不稳。如果没有救援，他们有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随着户外运动热度攀升，很多未开放山地也成为登山者的选择，间接导致被困事件频发。这些看似偶发的险情，往往需要多部门联动、长时间投入进行救援。在社交媒体，救援“违规探险驴友”消耗公共资源时常引发热议。
这笔特殊捐赠被公开的那天，有人表示，这样的方案既能让“任性的驴友”记住教训，又是驴友的助人善举；也有人表示，具体操作上应该再细化一些，比如订立统一的标准，或者根据救援人员的人数和出动时间确定追偿方案等。
对救援人员来说，救人从来不是选择题。但在每一次“必须出动”的背后，谁在承担这份“代价”？
▲接到报警电话后，昌平森防大队准备出发救援。受访者供图
一场与时间、气温和不确定性赛跑的行动
2025年11月29日这起救援的起点，仅是一些模糊零碎的信息。
报警来自同行人。当日上午，一行15人从延庆区铁炉村进山，进入昌平区十三陵镇未开发区域。
途中，两位成年人因体力不支原路返回。按约定，其余一行人应在当天下午五点左右回到起点，但直到天色变暗，始终无人出现，电话也无法接通。同行人感觉不对劲，随即报警。
此时，没有人知道被困人员的具体位置。
北京市昌平区森林消防综合救援大队（以下简称昌平森防大队）接到任务后迅速进山，一场与时间、气温和不确定性赛跑的行动开始了。
救援人员掌握的唯一线索，是报警人提供的一张简略路线图。
在赶赴现场的路上，昌平森防大队大队长孙忠伟据此制定搜救路线：一组人沿原计划路线反向搜索，防止有人体力不支滞留途中；另一组则从景区方向逆向上行，沿河道和沟谷展开排查。
▲在后方救援指挥中心，昌平区应急管理局局长杨文达（中）、昌平森防大队大队长孙忠伟（左一）等人在对救援路线进行研判。受访者供图
但进入山区后，地图很快失效。
受此前多轮暴雨影响，河道部分路段被冲毁，原本在地图上显示“可通行”的路径已经消失。昌平区森防大队消防员薛文臣记得，夏天上山巡防时走的路，冬天再去已经没有了。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山间的温度也越来越低。无人机红外热成像显示，当晚山中最低温度达到零下15摄氏度。
夜间进山救援的难题之一，是“看不见”。头灯和手电只能照亮有限范围，即便是熟悉的路线，也容易失去方向。山区几乎没有网络信号，薛文臣记得，为了和后方指挥部随时同步进展，偶尔出现的微弱信号，只能短暂传回图像，再往前一步便完全中断。
夜间山林里，还有危险的野生动物。昌平森防大队消防员魏超在后方负责信息汇总，他在无人机传回的图像中看到一个个明显的红色热源，那是一群野猪在休息。若是遭遇野猪群，后果不堪设想。
救援队把报警人提供的路线图基本搜索了一遍，始终不见人影。
在路线图上有一处大坝，现场形成了近乎断崖的地形，救援人员难以上下。后方指挥部据此判断，这群登山者应该在此处更换了路线。
搜救范围不断扩大至路线图北侧。那片区域大约还有三个山头。“相当于把一座山拆成几个面，每一组负责一条线，尽量不留死角，进行地毯式排查。”孙忠伟表示。
在搜查北侧山头时，薛文臣记得，有一段地图上显示有路，但却是一片芦苇荡。手电筒扫过，远处地面上散落着空瓶等垃圾。薛文臣和同组队员猜测，有垃圾说明有人活动过。当他们往前搜索，薛文臣却一脚踏空，寒冷顺着脚底弥漫全身，他才意识到刚刚走过的是冰面，此时冰面破裂，水深至大腿，裤子和鞋湿透后很快就冻硬了。
凌晨1点40分，经历了6个多小时的搜救，救援人员手电的光柱终于照到那群蜷缩的身影上。
孩子们裹着大人的衣服，脸被冻得发红，却因获救显得异常兴奋。成年人则几乎站立不稳，救援人员发现，几位被困者的手脚已经被冻得僵硬。
▲夜间进山救援，只能依靠头灯和手电进行照明。遇到乱石，消防员通过后，再协助被救人员通过。受访者供图
谁来为“任性进山”买单
下撤途中，救援人员逐渐拼凑出他们迷路的经过：一行人参考的是社交媒体上几年前的路线，低估了地形难度。原以为翻过一座山即可抵达出口，却在途中发现翻过一个山头还有另一个山头，又因大坝挡路后临时改线，最终迷失方向。随着天色变暗，只能原地停留。
但在这样的低温环境中，停留本身就是风险，停得越久，体温越低，体力会迅速流失。
“很多人把登山想得太简单了。”在孙忠伟看来，类似涉险并不少见，尤其集中在周末和假期。一旦发现路线与预期不符，最重要的不是继续向前，而是果断原路返回；夜间没有照明的情况更危险，有些地方接近九十度的石坡，一步踩空，人就可能直接摔下去。
2025年11月30日凌晨5点，昌平碓臼峪的救援任务结束，队员返回驻地，复位装备、处理结冰衣物，为下一次出警做准备。
而在不远处的延寿镇大杨山，另一场救援也在进行。3名成年人在登山途中因体力不支被困，救援持续近8小时。由于车辆无法抵达，被困人员被救援队员一点一点搀扶下山。陡坡处，队员先用绳索下到坡底，再托住被困者的双脚，将人缓慢挪下。
登山被困并非孤例。近几年随着户外运动热度上升，很多非开放山地也成为登山者的选择，间接导致违规进入未开发区域被困事件频发。
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至2025年，昌平区因户外探险导致的山岳救援类警情达40余起，累计出动近30车次、540余人参与救援，营救被困人员47名。
中国探险协会主席韩勃表示，部分登山者对“野山”的低估，源于社交媒体制造的认知幻觉。大量“网红路线”被包装为“新手友好”“出片圣地”，却隐去地形落差、天气突变、无信号区、无救援点等真实风险。很多人误将“有人走过”等同于“可安全通行”。
而对救援人员来说，救人从来不是选择题。但在每一次“必须出动”的背后，谁在承担这份“代价”却被忽略。
一次山地救援，往往需要多部门联动。消防、公安、医疗、专业救援队伍同时出动，有时还需要无人机热成像设备、通信保障车、便携基站等专业设备。
孙忠伟介绍，在昌平的这次救援中，除了森防大队、蓝天救援队、公安等现场救援队伍，其他社会资源也被快速调用。三大通信运营商派出通信保障车、便携基站到场保障通信畅通；铁塔公司同步对沿线信号进行补强；市级层面还从门头沟调来一架固定翼无人机，用于大范围搜索手机信号最后一次消失的位置，120急救车辆也在山下待命，随时准备转运。
救援人员长时间在复杂地形中行动，本身就伴随风险。孙忠伟提到，夜间山地视线受限，岩石松动、树枝反弹等都可能伤及队员。每名队员背负装备，携带绳索救援套装、担架、医疗用品及给养，在陡坡、乱石和灌木中穿行，体力消耗极大。夜间救援通常采取梯次推进，前方作业的同时，后方随时待命。
另外，每年11月1日起，北京进入年度森林防火期。加之当天夜间有风，按规定本应减少外出行动，时刻准备应对可能会发生的火灾。但警情出现，救援必须推进。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违规探险中有不少人存在侥幸心理，这不仅让探险人员自身面临风险，也让救援人员同样面临安全威胁，同时消耗公共财政资源。
也正是因此，“谁该为这类救援买单”的讨论，开始频繁出现。
▲2025年11月30日凌晨，救援人员在十三陵镇未开发区域找到走失的一行人。 受访者供图
从“该不该收”到“怎么收合理”
违规探险是否应当承担救援成本，并非新问题。
早在2019年，全国政协委员戴红兵就曾提出，应探索建立特殊有偿救援机制，将非法登山、违规穿越等行为纳入收费范围。
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有偿救援”是一个争议大于共识的概念。
韩勃提到，在一些户外社群，“只要报警，国家就必须无条件救我”被部分驴友称为默认伦理以及“公共应急力量的存在价值”体现，甚至浪漫化为“人道主义精神”。
“违规探险承担救援成本”仍停留在讨论层面。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旅游研究与规划设计中心总工程师齐晓波分析，一方面是“违规”的界定，比如是明知区域禁止进入还硬闯，还是不小心走错路闯入未开发区域？另一方面是没有统一的收费和执行标准，很容易引发“违规收费”或“见死不救”的争议。
但当类似事件越来越多，讨论的重心也开始转移。
根据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在473起事故中，登山（310起）与徒步（75起）两者合计占总数的81.4%，其中事故地点涉及“鳌太线”“祁连山冷龙岭”“秦岭翠峰山”等非法穿越路线。
齐晓波观察到，多年前关于“救援该不该收费”的争议，已经转向“救援怎么收费合理”的讨论。争议的关键就是厘清边界，政府和救援机构的救援本质是公益救援，主要是对突发意外的救援需要进行响应，而不是为个人的任性行为买单。
韩勃也提到，近年来社交媒体上“别让救援队替你冒险”“别用纳税人的钱换你的诗和远方”等话题热度持续攀升。不管是公众舆论还是地方政府，都更倾向“差异化兜底”，即“公共资源救急，违规者埋单”。
韩勃表示，曾经有户外网站做过相关调查，在深度户外用户（年均户外活动10次以上）中，超七成的人支持“谁违规谁买单”，而在休闲型用户（年均户外活动1～2次）中，仅三成支持收费。这说明“无条件兜底”期待主要来自低频、轻量级人群，而高频核心玩家更认同“风险自负”原则。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多地政府开始尝试通过民事公益、行政追缴等方式介入，对违规探险行为造成的公共资源消耗作出制度回应，并试图在生命救援与责任承担之间划出边界。
2025年4月，江西省应急管理厅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对前往庐山西海未开发区域走失的6名徒步人员追缴救援费用2万元，并对组织者追缴4000元。同年9月，陕西西安公开审理一起非法组织穿越秦岭核心保护区的民事公益诉讼案，法院判令被告停止相关活动，并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万元。
齐晓波则提到，黄山景区自实施有偿救援后，违规穿越案例下降约40%，“这说明经济责任对部分人群有警示作用。”
▲下撤途中，消防员抱着孩子们下山。受访者供图
不是强制收费，但要承担对公共资源消耗的责任
北京昌平也在探索新的制度路径。
2025年10月，昌平区应急、消防、公安、文旅等部门联合出台《昌平区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试行）》，首次明确：因户外登山活动涉险、动用公共资源救援的，政府依法保留追缴救援费用的权利，同时引入参加社会服务、公益服务、公益宣传的可免于追缴救援费用。
2025年11月30日凌晨，确认被救人员全部安全后，昌平碓臼峪附近逐渐安静下来，指挥车内的灯还亮着。被救人员家属承认，他们在出发前就知道这条徒步路线并非开发景区。
昌平区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向被救人员家属介绍了不久前出台的《昌平区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试行）》，明确表示他们需要对救援成本承担相应责任。
他们当场表示，会配合后续处理。
最终被救人员通过红十字会定向捐赠，向昌平区两个山村捐赠了280件救生衣，用于汛期河道巡护等工作使用，总价值约3万元。
这个金额是如何确定的？
昌平区应急管理局宣传科科长徐新透露，目前纳入核算的，主要是由第三方提供的购买服务成本，例如通信保障、特种设备使用等。而实际救援成本远高于这群登山者最终的承担数额。“公益代偿不是给政府交钱，是用一种更容易被接受的方式，让当事人承担起对公共资源消耗的责任。”
徐新介绍，2024年，在制定管理办法的过程中，昌平区应急管理局系统调研国内外多种模式。部分国家的山地救援由社会化队伍承担，费用明确；国内一些景区也尝试在特定情形下追缴救援费用。
但这些模式并不能简单照搬。徐新说，办法制定过程中，昌平区多轮征求各部门、社会公众意见，并邀请公职律师和法律顾问进行论证。最终形成的是一套介于“完全兜底”和“直接收费”之间的机制设计。
“收费不是目的。”徐新并不回避争议的存在。她坦言，任何涉及费用的问题，都会引发争议，但这些都可以通过讨论和研究去解决，最终在政府职能和有偿救援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目前，该办法处于两年试行期。
▲1月9日，被救援人员代表在北京市昌平区森林消防综合救援大队的院子里完成捐赠。 受访者供图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昌平区这一案例跳出了“罚了就完”的低效循环，其核心价值在于提出“追偿≠盈利”的追偿新模式。
但围绕救援责任的界定与执行、如何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仍需要更高层级的制度设计。
“解决有偿救援可能引发的争议与追偿执行困境，需建立一套‘情形可量化、比例可计算、争议可裁决’的法治系统，确保制度公平、可操作，平衡资源保护与生命权保障之间的伦理冲突。”齐晓波总结。
马亮认为，昌平区的政策值得其他地区借鉴和推广，但公益代偿和公益服务只是一种补充，不能完全取代救援费补偿和罚款，更重要的是在全国或省级层面推动立法，建构一个完整的救援执法与服务体系，系统性破解问题。
另外，也有专家指出，追偿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擅闯”行为。
“当前未开发区域治理主要以封堵为手段，但封堵治标不治本。”韩勃提到，大量探险目的地被封，客观上并不能真正实现禁入。他提到，可以建立报备制度，将户外探险治理从“事后追责”转向“事前干预”。
他表示，应当由行业协会、各类媒体平台紧密合作，开展“全民户外普及计划”，将户外安全知识和风险认知扩散到大众视野，从“征服自然”转向“敬畏自然”，让大家不再追求“最野路线”，而是成为“最安全的探险领队”。
“很多人爬野山的时候，没有想过自己可能下不来。”徐新感叹，如果这些救援追偿的案例，能让人意识到爬野山不是随意尝试的“体验项目”，知道每个人都要为自身的安全负责，那就够了。
这是一笔特殊的捐赠，来自两起登山涉险事件的被救援人员。两次救援累计耗时近17小时，动用了多支救援队伍、各类救援装备及运输车辆。据昌平区应急管理局负责人介绍，直接经济成本超过15万元。
其中一次是在2025年11月底，零下10摄氏度的北京昌平山区夜里，七位大人带着六个孩子，在昌平区十三陵镇未开发地区登山过程中失联。为了找到他们，森林消防救援人员、公安民警、蓝天救援队员等200余人连夜出动。经过9小时搜救，11月30日凌晨3点，人被救出。
那晚，山谷里的风裹挟着寒意。当救援人员头灯的光柱扫到失联者时，照见他们蜷缩在山沟里，脸被冻得通红，大人几乎站立不稳。如果没有救援，他们有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随着户外运动热度攀升，很多未开放山地也成为登山者的选择，间接导致被困事件频发。这些看似偶发的险情，往往需要多部门联动、长时间投入进行救援。在社交媒体，救援“违规探险驴友”消耗公共资源时常引发热议。
这笔特殊捐赠被公开的那天，有人表示，这样的方案既能让“任性的驴友”记住教训，又是驴友的助人善举；也有人表示，具体操作上应该再细化一些，比如订立统一的标准，或者根据救援人员的人数和出动时间确定追偿方案等。
对救援人员来说，救人从来不是选择题。但在每一次“必须出动”的背后，谁在承担这份“代价”？
2025年11月29日这起救援的起点，仅是一些模糊零碎的信息。
报警来自同行人。当日上午，一行15人从延庆区铁炉村进山，进入昌平区十三陵镇未开发区域。
途中，两位成年人因体力不支原路返回。按约定，其余一行人应在当天下午五点左右回到起点，但直到天色变暗，始终无人出现，电话也无法接通。同行人感觉不对劲，随即报警。
此时，没有人知道被困人员的具体位置。
北京市昌平区森林消防综合救援大队（以下简称昌平森防大队）接到任务后迅速进山，一场与时间、气温和不确定性赛跑的行动开始了。
救援人员掌握的唯一线索，是报警人提供的一张简略路线图。
在赶赴现场的路上，昌平森防大队大队长孙忠伟据此制定搜救路线：一组人沿原计划路线反向搜索，防止有人体力不支滞留途中；另一组则从景区方向逆向上行，沿河道和沟谷展开排查。
受此前多轮暴雨影响，河道部分路段被冲毁，原本在地图上显示“可通行”的路径已经消失。昌平区森防大队消防员薛文臣记得，夏天上山巡防时走的路，冬天再去已经没有了。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山间的温度也越来越低。无人机红外热成像显示，当晚山中最低温度达到零下15摄氏度。
夜间进山救援的难题之一，是“看不见”。头灯和手电只能照亮有限范围，即便是熟悉的路线，也容易失去方向。山区几乎没有网络信号，薛文臣记得，为了和后方指挥部随时同步进展，偶尔出现的微弱信号，只能短暂传回图像，再往前一步便完全中断。
夜间山林里，还有危险的野生动物。昌平森防大队消防员魏超在后方负责信息汇总，他在无人机传回的图像中看到一个个明显的红色热源，那是一群野猪在休息。若是遭遇野猪群，后果不堪设想。
救援队把报警人提供的路线图基本搜索了一遍，始终不见人影。
在路线图上有一处大坝，现场形成了近乎断崖的地形，救援人员难以上下。后方指挥部据此判断，这群登山者应该在此处更换了路线。
搜救范围不断扩大至路线图北侧。那片区域大约还有三个山头。“相当于把一座山拆成几个面，每一组负责一条线，尽量不留死角，进行地毯式排查。”孙忠伟表示。
在搜查北侧山头时，薛文臣记得，有一段地图上显示有路，但却是一片芦苇荡。手电筒扫过，远处地面上散落着空瓶等垃圾。薛文臣和同组队员猜测，有垃圾说明有人活动过。当他们往前搜索，薛文臣却一脚踏空，寒冷顺着脚底弥漫全身，他才意识到刚刚走过的是冰面，此时冰面破裂，水深至大腿，裤子和鞋湿透后很快就冻硬了。
凌晨1点40分，经历了6个多小时的搜救，救援人员手电的光柱终于照到那群蜷缩的身影上。
孩子们裹着大人的衣服，脸被冻得发红，却因获救显得异常兴奋。成年人则几乎站立不稳，救援人员发现，几位被困者的手脚已经被冻得僵硬。
下撤途中，救援人员逐渐拼凑出他们迷路的经过：一行人参考的是社交媒体上几年前的路线，低估了地形难度。原以为翻过一座山即可抵达出口，却在途中发现翻过一个山头还有另一个山头，又因大坝挡路后临时改线，最终迷失方向。随着天色变暗，只能原地停留。
但在这样的低温环境中，停留本身就是风险，停得越久，体温越低，体力会迅速流失。
“很多人把登山想得太简单了。”在孙忠伟看来，类似涉险并不少见，尤其集中在周末和假期。一旦发现路线与预期不符，最重要的不是继续向前，而是果断原路返回；夜间没有照明的情况更危险，有些地方接近九十度的石坡，一步踩空，人就可能直接摔下去。
2025年11月30日凌晨5点，昌平碓臼峪的救援任务结束，队员返回驻地，复位装备、处理结冰衣物，为下一次出警做准备。
而在不远处的延寿镇大杨山，另一场救援也在进行。3名成年人在登山途中因体力不支被困，救援持续近8小时。由于车辆无法抵达，被困人员被救援队员一点一点搀扶下山。陡坡处，队员先用绳索下到坡底，再托住被困者的双脚，将人缓慢挪下。
登山被困并非孤例。近几年随着户外运动热度上升，很多非开放山地也成为登山者的选择，间接导致违规进入未开发区域被困事件频发。
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至2025年，昌平区因户外探险导致的山岳救援类警情达40余起，累计出动近30车次、540余人参与救援，营救被困人员47名。
中国探险协会主席韩勃表示，部分登山者对“野山”的低估，源于社交媒体制造的认知幻觉。大量“网红路线”被包装为“新手友好”“出片圣地”，却隐去地形落差、天气突变、无信号区、无救援点等真实风险。很多人误将“有人走过”等同于“可安全通行”。
而对救援人员来说，救人从来不是选择题。但在每一次“必须出动”的背后，谁在承担这份“代价”却被忽略。
一次山地救援，往往需要多部门联动。消防、公安、医疗、专业救援队伍同时出动，有时还需要无人机热成像设备、通信保障车、便携基站等专业设备。
孙忠伟介绍，在昌平的这次救援中，除了森防大队、蓝天救援队、公安等现场救援队伍，其他社会资源也被快速调用。三大通信运营商派出通信保障车、便携基站到场保障通信畅通；铁塔公司同步对沿线信号进行补强；市级层面还从门头沟调来一架固定翼无人机，用于大范围搜索手机信号最后一次消失的位置，120急救车辆也在山下待命，随时准备转运。
救援人员长时间在复杂地形中行动，本身就伴随风险。孙忠伟提到，夜间山地视线受限，岩石松动、树枝反弹等都可能伤及队员。每名队员背负装备，携带绳索救援套装、担架、医疗用品及给养，在陡坡、乱石和灌木中穿行，体力消耗极大。夜间救援通常采取梯次推进，前方作业的同时，后方随时待命。
另外，每年11月1日起，北京进入年度森林防火期。加之当天夜间有风，按规定本应减少外出行动，时刻准备应对可能会发生的火灾。但警情出现，救援必须推进。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违规探险中有不少人存在侥幸心理，这不仅让探险人员自身面临风险，也让救援人员同样面临安全威胁，同时消耗公共财政资源。
也正是因此，“谁该为这类救援买单”的讨论，开始频繁出现。
违规探险是否应当承担救援成本，并非新问题。
早在2019年，全国政协委员戴红兵就曾提出，应探索建立特殊有偿救援机制，将非法登山、违规穿越等行为纳入收费范围。
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有偿救援”是一个争议大于共识的概念。
韩勃提到，在一些户外社群，“只要报警，国家就必须无条件救我”被部分驴友称为默认伦理以及“公共应急力量的存在价值”体现，甚至浪漫化为“人道主义精神”。
“违规探险承担救援成本”仍停留在讨论层面。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旅游研究与规划设计中心总工程师齐晓波分析，一方面是“违规”的界定，比如是明知区域禁止进入还硬闯，还是不小心走错路闯入未开发区域？另一方面是没有统一的收费和执行标准，很容易引发“违规收费”或“见死不救”的争议。
但当类似事件越来越多，讨论的重心也开始转移。
根据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在473起事故中，登山（310起）与徒步（75起）两者合计占总数的81.4%，其中事故地点涉及“鳌太线”“祁连山冷龙岭”“秦岭翠峰山”等非法穿越路线。
齐晓波观察到，多年前关于“救援该不该收费”的争议，已经转向“救援怎么收费合理”的讨论。争议的关键就是厘清边界，政府和救援机构的救援本质是公益救援，主要是对突发意外的救援需要进行响应，而不是为个人的任性行为买单。
韩勃也提到，近年来社交媒体上“别让救援队替你冒险”“别用纳税人的钱换你的诗和远方”等话题热度持续攀升。不管是公众舆论还是地方政府，都更倾向“差异化兜底”，即“公共资源救急，违规者埋单”。
韩勃表示，曾经有户外网站做过相关调查，在深度户外用户（年均户外活动10次以上）中，超七成的人支持“谁违规谁买单”，而在休闲型用户（年均户外活动1～2次）中，仅三成支持收费。这说明“无条件兜底”期待主要来自低频、轻量级人群，而高频核心玩家更认同“风险自负”原则。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多地政府开始尝试通过民事公益、行政追缴等方式介入，对违规探险行为造成的公共资源消耗作出制度回应，并试图在生命救援与责任承担之间划出边界。
2025年4月，江西省应急管理厅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对前往庐山西海未开发区域走失的6名徒步人员追缴救援费用2万元，并对组织者追缴4000元。同年9月，陕西西安公开审理一起非法组织穿越秦岭核心保护区的民事公益诉讼案，法院判令被告停止相关活动，并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万元。
齐晓波则提到，黄山景区自实施有偿救援后，违规穿越案例下降约40%，“这说明经济责任对部分人群有警示作用。”
北京昌平也在探索新的制度路径。
2025年10月，昌平区应急、消防、公安、文旅等部门联合出台《昌平区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试行）》，首次明确：因户外登山活动涉险、动用公共资源救援的，政府依法保留追缴救援费用的权利，同时引入参加社会服务、公益服务、公益宣传的可免于追缴救援费用。
2025年11月30日凌晨，确认被救人员全部安全后，昌平碓臼峪附近逐渐安静下来，指挥车内的灯还亮着。被救人员家属承认，他们在出发前就知道这条徒步路线并非开发景区。
昌平区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向被救人员家属介绍了不久前出台的《昌平区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试行）》，明确表示他们需要对救援成本承担相应责任。
他们当场表示，会配合后续处理。
最终被救人员通过红十字会定向捐赠，向昌平区两个山村捐赠了280件救生衣，用于汛期河道巡护等工作使用，总价值约3万元。
这个金额是如何确定的？
昌平区应急管理局宣传科科长徐新透露，目前纳入核算的，主要是由第三方提供的购买服务成本，例如通信保障、特种设备使用等。而实际救援成本远高于这群登山者最终的承担数额。“公益代偿不是给政府交钱，是用一种更容易被接受的方式，让当事人承担起对公共资源消耗的责任。”
徐新介绍，2024年，在制定管理办法的过程中，昌平区应急管理局系统调研国内外多种模式。部分国家的山地救援由社会化队伍承担，费用明确；国内一些景区也尝试在特定情形下追缴救援费用。
但这些模式并不能简单照搬。徐新说，办法制定过程中，昌平区多轮征求各部门、社会公众意见，并邀请公职律师和法律顾问进行论证。最终形成的是一套介于“完全兜底”和“直接收费”之间的机制设计。
“收费不是目的。”徐新并不回避争议的存在。她坦言，任何涉及费用的问题，都会引发争议，但这些都可以通过讨论和研究去解决，最终在政府职能和有偿救援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目前，该办法处于两年试行期。
但围绕救援责任的界定与执行、如何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仍需要更高层级的制度设计。
“解决有偿救援可能引发的争议与追偿执行困境，需建立一套‘情形可量化、比例可计算、争议可裁决’的法治系统，确保制度公平、可操作，平衡资源保护与生命权保障之间的伦理冲突。”齐晓波总结。
马亮认为，昌平区的政策值得其他地区借鉴和推广，但公益代偿和公益服务只是一种补充，不能完全取代救援费补偿和罚款，更重要的是在全国或省级层面推动立法，建构一个完整的救援执法与服务体系，系统性破解问题。
另外，也有专家指出，追偿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擅闯”行为。
“当前未开发区域治理主要以封堵为手段，但封堵治标不治本。”韩勃提到，大量探险目的地被封，客观上并不能真正实现禁入。他提到，可以建立报备制度，将户外探险治理从“事后追责”转向“事前干预”。
他表示，应当由行业协会、各类媒体平台紧密合作，开展“全民户外普及计划”，将户外安全知识和风险认知扩散到大众视野，从“征服自然”转向“敬畏自然”，让大家不再追求“最野路线”，而是成为“最安全的探险领队”。
“很多人爬野山的时候，没有想过自己可能下不来。”徐新感叹，如果这些救援追偿的案例，能让人意识到爬野山不是随意尝试的“体验项目”，知道每个人都要为自身的安全负责，那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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